二月二,为何会成为一年之中最有名的剃头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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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月二,龙抬头。

  这个“龙”,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组成了一个完整龙形的“苍龙七宿”。每年二月春风吹过之后,黄昏时分,代表龙角的“角宿”从东方地平线上开始显现;之后升起代表龙颈的“亢宿”;直到接近子夜,代表龙胸和前爪的“氐宿”也出现了。这便是“龙抬头”。就好比从“潜龙勿用”转换到“见龙在田”,它象征着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、春耕开始。

  和所有的节日一样,人们会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从事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活动来纳吉迎祥。而对应着龙抬头,在二月二之日,俗民行剃头之事,并称之为“剃龙头”。

  那么,二月初二东方苍龙抬头之时,为何会成为一年之中最有名的剃头日?

  头发不是你想剃,想剃就能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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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古代中国,“剃头”原是小孩子的事。大人的头是不能随便剃的。

  段玉裁注《说文解字》:“大人曰髡,谓有罪者。小儿曰鬀(剃)。”剃发不是成年人的常态,剃去头发曰“髡”,是一种很重的刑罚。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中,在谈及使人受辱的刑罚之时,就把“剔毛发”的屈辱等级放在了打板子的笞刑之上。

  人的头发何以如此重要?《说文解字》称“发,根也”,头发如同草木的须根,承接惠泽,象征着一个人蓬勃生发的生命力。或许是因为它长在人的头上,所以便获得了“首”这个身体部位的神圣性,也获得了与人的灵魂/精神的相关性。即便小儿剃头,比如满月头,也要将正头顶“天灵盖”的那一块儿留着,因为那是灵魂出入的地方,需格外小心。

  民俗学家江绍原写过一部著作《发须爪》,专门论述头发(以及胡须、指甲)对于人的巫术意义——发须爪被认为与其本主有着同感的关系,它们可以被用为本人的替代品,所以,去发须爪甲,是有择日的必要性的!江绍原在书中说:“中国人的神魂未免太柔脆或者太尊严,它同发爪等物的关系,也未免太密切!”

  无独有偶,头发在西方文化,也是灵魂/生命力的附着物。《圣经》中能徒手击杀雄狮的力士参孙,其神力来自于头发,之后他被非利士的女子大利拉引诱,剪去了头发,也就失去了全部的力量。

  正月不剃头,“二月二”便成了剃头的好日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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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二月二”就这样在民俗生活的自觉选择中,成为了一个剃头的吉日

  对现代社会来说,成年人剃头已非禁忌,但剃头时间的特殊性并未完全消失。如果考察整个新旧年更替期间的民间习俗,我们会发现关于“剃头”,有着一个张弛错落的内在节奏。

  腊月末的几天,在人们洒扫除尘、沐浴迎新的活动中,是包含了修整仪容的环节的,因此剃头在年前就已经进行了一次。“正月不剃头”,这是一项当下依然有人遵守的禁忌(尤其见于中国北方地区),一整个正月下来,吃喝娱乐、走亲访友、祈祷神灵的年算是彻底过完,人们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、生产之中。二月相当于新一年常态的开始,这是“头”,一年吉利从头始,于是正好趁着“龙抬头”的吉日,从事与“头”相关的行为,以表达对新年的美好祝愿——剃一下正月里长长了的头发,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。

  当然“剃龙头”首先还是给孩子理发。二月二剃头,便是取“龙抬头”的吉意,扶助幼儿的生命力的生长,并且望子成龙,祈盼孩子长大以后有出息。

  再仔细想想,正月不剃头,还有生活实际情况的因素在其中。正月是人们“安身静体”过节的非常态时间,剃头师傅也是歇业的,没有人提供理发的服务。捱过了正月的禁忌,二月初始的这个剃头吉日,就在民间俗信与生活实际的联手制造之下产生了。

  正月不剃头,是因为“剃头死舅舅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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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“正月不剃头”,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,叫“剃头死舅舅”。可以理解,但凡禁忌,都需要预设一个有威慑力的后果,才能保证其得到谨慎的遵循。但是,此处的“舅舅”,是无缘无故地“躺枪”在了这条关于剃头的咒怨之下了么?

  当然不是。从社会演化的历史来看,人类是从母权社会走入父权社会的,而“舅舅”作为重要的男性“娘家人”,在父权社会的亲属制度中处于权力等级的较高位置。

 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,“娘亲舅大”是一条普遍遵循的非正式规则。民间俗话说“见舅如见娘”,还有“天上雷公,地下舅公”等,说明在实际生活中,“舅舅”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对外甥而言,他能够站在娘家的立场上维护自己母亲在家庭中的利益,同时又因为身处另一个家庭经济系统而可以兼顾公平。所以,舅舅常会主持一些外甥家庭的事务,比如分家时的仲裁;或者参与到外甥的一些人生仪式中,比如浙北地区,小外甥满月时,需要舅舅抱着出去溜达一圈,以祝福孩子长大后“走得开”、有见识。

  “舅舅”似乎是某些人生之事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,所以“舅舅”的价值是值得重视的。因此,在此处探讨的剃头禁忌中,舅舅不是莫名中枪,而是象征着权力和权威。正月不理发,二月二剃龙头,实际上是外甥/外甥女对舅舅表达尊重的一种有效方式。

  头发的政治:不是“死舅”是“思旧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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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一种说法,称“死舅”并非真的关乎舅舅,而是暗指“思旧”,跟清军入关后的“剃发令”有关。民国二十四年版的《掖县志》中说:“闻诸乡老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四年正月实行,明朝体制一变,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,故曰‘思旧’。相沿既久,遂误作‘死舅’。”正月为一年之始,有如一日之晨,正月整整一个月不剃头,乃汉人借以思念故国。我们无从考证这一条目的真实性,但在民间文化之中,名字的讹改,大抵就是获得合法性的一种手段。

  “思旧”一说,清晰地呈现出了附加在头发之上的“身体政治”。清亡后,胡蕴玉著《发史》,其中写到头发的意义已然超越了作为身体附属物之本身:“入关之初,发令下,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,不知凡几,幸而不死,或埋居土室,或遁迹深山,甚且削发披缁,其百折不回之气,腕可折,头可断,肉可脔,身可碎,白刃可蹈,鼎镬可赴,而此星星之发,必不可剃,其意岂在一发哉!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,沦于夷狄耳。”

  或许因为头发是人身上最可塑和可变的部分,它便成了意识形态争夺最激烈的战场。人们总喜欢在头发上做文章来区分人的归属,“披发左衽”是非我族类的野蛮人,主动除去头发的僧尼是退出世俗社会,而满人的政治征服是“留发不留头、留头不留发”,简单粗暴但有效,上亿汉人的屈服直接写在头上。可吊诡的是,近三百年后,剪辫和留辫,重新又是一次付出了血之代价的权力宣示。

  为了保全头发,人们却往往要献出头颅。西方人类学著作《金枝》中也有这样的故事:法兰克人的国王从来不剪短头发,因为剪发等于否认国王的权力。所以当面对着一把剪刀和一支剑之时,高傲的皇太后选择了让自己的两个孙子留着头发而死,而非剪去头发然后偷生。

  这样的悖论不禁叫人问:这到底是人类生存的荒谬,还是人性的高贵与文明呢?——但或许,历史也是永无一个确切答案的。(作者:戴望云)

责任编辑:胡月冉 DN0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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